100年前，1923年4月10日，法国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德日进在法国马赛港启程前往天津，与北疆博物院的创办人、首任院长桑志华汇合，组成“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德日进没有想到，这次考察竟然开启了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23年的科研历程与生活，成为他科学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来自法国的科学家，会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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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承办的北疆博物院藏品发掘地联盟会议暨德日进来华科学考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疆博物院召开，近50名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参会。
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帷幕
1923年4月10日，受桑志华的邀请，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又名巴黎国立自然博物馆）派出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与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桑志华联合组成“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或许是巧合，“23”这个数字，总是出现在德日进的中国之行中。当年5月23日，德日进抵达天津。德日进与桑志华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通过书信和科学研究神交已久。此前，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掘了一大批古哺乳动物化石。桑志华本人并不是地质古生物专家，为了更科学、准确地研究这些化石，他将一部分化石样本寄回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交由德日进做鉴定研究。
德日进到达天津后简单休整了几日后，便跟随桑志华，沿着黄河、白河（海河）流域而上，深入中国西北腹地。踏上了为其四个月的科考之旅。辗转奔波，风餐露宿，恶劣的野外环境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没有阻止科学家们的脚步。
他们首先在位于宁夏银川60公里外的一处断崖边，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于是开始了多日的发掘。这次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还出土了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大量旧石器。而这一遗址便是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的水洞沟遗址，它不仅是中国最早进行系统性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据1923年7月25日德日进给步日耶（法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地质学家）的信所记载，1923年7月22日，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前往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考察时，路过水洞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火塘和完好的地层堆积。
一个月后，他们又在350公里之外的萨拉乌苏河谷找到了一处埋藏丰富的化石地点，这里出土了大量化石，涉及了奇蹄类、偶蹄类、食肉类、啮齿类等共33个属种，其中包括3副披毛犀的完整骨架和300多件羚羊标本。1922年夏天，桑志华曾在这里考察过，当时还采集到了一批羚羊牙齿化石和鸵鸟蛋片。
回到天津后，德日进与桑志华开始对刚刚采集的和之前存放在北疆博物院的相关标本进行研究。当德日进重新检查桑志华一年之前采集的羚羊牙齿化石时，意外从中发现了一颗有些特殊的牙齿。凭着多年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经验，德日进觉得这枚铲形的牙齿并不是羚羊的牙齿，它很可能来自于古人类。在与桑志华沟通之后，他们把牙齿交给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鉴定。最后，步达生确认这枚牙齿属于古人类，定名为OrdosTooth（鄂尔多斯牙齿），后被裴文中先生（中国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称为“河套人”。
这枚“河套人”牙齿化石是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记录的人类化石，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就此起步。这枚铲形门牙是舌面形态像铁铲的切牙，这种特征的出现率有明显的人种差异，以黄色人种出现率为最高。此后，“北京人”“山顶洞人”相继被发现，使中国成为世界古人类四大进化链之一。现在，我们可以在北疆博物馆看到这枚牙齿化石唇面及舌面的复制模型。
1924年，考察团又到达了内蒙古东部，在林西考察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后在赴河北省桑干河的旅途中，1924年9月，德日进、桑志华和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在泥河湾村附近进行了地质考察，拉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帷幕。在桑干河两岸的河湖相地层中，巴尔博发现了一批淡水软体类动物化石，他推测这些化石所在的地层，很可能距今有百万年的历史。巴尔博把他在泥河湾村附近发现的河湖相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1930年，德日进等人对考察团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著名的《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就此确立，并首次提出了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
与刚萌芽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互相成就
在北疆博物院的展馆中，陈列着一张德日进于1923年9月手绘的水洞沟地层图照片。
在德日进来华科学考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做了题为《德日进与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的主旨报告，他介绍：“桑志华和德日进并非到中国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生物化石调查的第一批人，但此前被发掘的标本大多没有地层记录。德日进则是把化石置放到确切地层剖面位置上的第一人。”
1920年6月，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地区东部的黄土和黄土底砾层中发现3件打制石器。对这一重大发现，桑志华邀请德日进共同研究，并以德日进为第一作者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因为这3件石器出自更新世地层且有可靠的年代学依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存在更新世人类遗存，从而被公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
高星表示：1924年，德日进与桑志华发表文章，首次公布发现自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1928年，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著述出版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一书。该书是第一本研究和介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专著，初步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的方法论基础。这种将生物地层与古人类遗存结合研究的做法，成为日后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研究领域多学科结合的范式。
在一批西方科学家的助力下，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萌芽，而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也成就着他们的事业。
1924年10月，身为神父的德日进返回法国，但他的科学思想不被罗马教廷所接纳，教会以散布异端邪说为由禁止了他的教学工作。桑志华得知了德日进在法国的处境，便亲自返回法国邀请德日进来中国工作。
天津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馆员李峰介绍：北疆博物院是德日进来华科学考察的第一站。如果说北疆博物院被桑志华视作自己的终身事业和“家园”，对于德日进来说，这里则更像是他在野外考察中的一个落脚点。在桑志华脚踏实地进行采集、整理标本和处理北疆博物院大量事务性的工作之时，德日进则在忙于研究中国的远古生命，并思考、写作有关于人生和宇宙等更加宏观的哲学问题。从这里开始，德日进真正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也是在这里，他开始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从这里开始，德日进的科学生涯也进入了最长也是最富成果的一个阶段。在参与北疆博物院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其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同时还完成了多部重要的哲学书稿。德日进在北疆博物院取得的成就不仅为其之后的学术生涯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提升北疆博物院的国际学术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里开始，他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科学考察和学术会议，涉及的学术问题也几乎都是围绕中国展开的。
“正如德日进所说，中国成为收养他的国家，高度认可他的国家。中国这个形象巨大的国度，延伸、滋养了他的思想。就科学的层面而言，德日进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与探索的初始地。来到中国，他才能完成北京猿人的考古研究。德日进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中国，其主要成就也是基于他在中国土地上的实践。德日进曾坦言，是中国成就了他的科学事业。”李峰表示。
扎扎实实、求索不辍的科学精神
“德日进先生在那段特殊时期、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代学人裴文中和贾兰坡等有过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进而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日进是在一片乱象中来到这个古老国度的。当时列强国家各形各色的人涌到中国从事探奇和掠夺，而少数西方学界精英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开展了扎扎实实、兢兢业业的科考活动。由于他们的工作，西方近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得以传入这个衰落中的国家，一些有志的中国青年得以吸取外来的营养，中国得以铺垫一块未来振兴发展的基石。”在分享了德日进在中国23年的工作经历后，高星有感而发。
桑志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掠夺在黄河白河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初名）中所收藏的、从各地花重金收集到的文物……我坚持的一贯原则是，所有发现的这些世上仅有的古生物、文物必须要留在发现地。”德日进也在保护北疆博物院文物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在北京正式成立后，聘请德日进为顾问兼研究员，桑志华许可德日进赴京工作。1937年，天津的英法租界被日军封锁。1939年天津遭受洪灾。而这时，桑志华已返回法国。为了拯救北疆博物院的藏品，德日进和北疆博物院代理院长罗学宾决定以建立“北平地质生物研究所”为名，把北疆博物院一部分重要的化石、图书资料、实验室设备等转移到北平东交民巷台基厂三条三号。德日进声明该所是北疆博物院为研究工作而设，并停止了天津北疆博物院的一切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法国教会下令召回德日进和罗学宾。1946年，德日进结束了自己23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在回国前他决定，将11775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标本存放在刚刚恢复建制的北京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委托裴文中代管，直到德日进、罗学宾重返中国时为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很难有机会再回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而这些标本要留在其诞生的土地上。
李峰表示：时移世易、百年沧桑，以桑志华、德日进为代表的北疆科学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数十万件珍贵的标本，更是他们那严谨务实、求索不辍的科学精神。
（来源 天津日报 记者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