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戛纳的那几天,姚晨在微博上记录着自己的日常,逛早市,看电影,为在海边停留的一只鸽子拍照。
这次去往戛纳,姚晨的身份是电影《脐带》的监制,这部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主办的“中国青年电影推广计划”入选影片,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进行展映。
毒眸第一次在戛纳见到姚晨,是在中国青年电影之夜。此次戛纳之行对姚晨来说是珍贵的,作为青年导演电影作品的推介人,她珍惜每一次代表中国影人在戛纳发言的机会。直到抵达会场前,姚晨仍然在路上完善着她的发言稿,斟酌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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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天的“女性电影人更多可能性”论坛结束后,我们坐在戛纳国际馆的中国馆里聊天。场馆是临时搭建的,隔音算不上理想,时不时地会传来人流和车流的声音,整场谈话的内容也不在预料之内——比起寻找一些答案,更像是一次漫谈,一次计划之外的灵魂碰撞。
姚晨向我们分享了她作为女演员的困惑与挣扎,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后,带着新的目标和期待重新出发的过程,以及在监制这个新的身份中所产生的新的感悟。
聊天结束后,姚晨马不停蹄地出发,赶往她的下一个行程。路过海边的广场时,她停了下来,和广场上的鸽子们玩耍。戛纳的风是自由的,在戛纳的姚晨同样是。
以下是对谈实录:
从台前到幕后
毒眸:从演员到监制,这种转变是在什么契机下发生的?
姚晨:每次被人问到这个问题,我都会很老实地回答,就是来自于一个女演员的“自救”。因为当时我刚生完第二个孩子,你能感受到所谓的职业边缘化。
虽然我会有很多剧本可以选择,但是因为我的生命阶段发生了变化,思考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当我觉得自己终于来到了这个生命节点,终于可以有能力去诠释一些更有深度的、更有趣的人物,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探索时,才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市面上太缺乏给我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书写的剧本。
《三贵情史》
其实我现在看青年男性导演的剧本,他们倒是会经常写到成年女性的角色,可能来自于他们对于母亲的感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剧本里的母亲形象都是比较痛苦、苦涩和偏执的。我觉得其中充满了不理解,甚至是不了解。所以他们写的女性形象都相对比较单一,这让我还挺迷茫的。
抱怨也没有用,在合适的场合表达我的感受当然是应该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怎么去做。在那个时候我想,行业是很难改变的,但我得先把我自己救活,所以就成立了“坏兔子”。当然,我也不是没戏拍,但还是想为自己找一些和我自己内心相对同频的角色。
我监制的第一部片子是《送我上青云》,那个项目是当时我们制片人顿河拿到我面前来的,很快就定下来了。对我和顿河来说都是第一次尝试参与到制作当中,两眼一抹黑地在做,有很多经验上的不足,但都拼尽全力了。直到现在,我们每次机会的时候都还是会聊到《青云》,大家像战友一样一起战斗,是很刻骨铭心的创作过程。
《送我上青云》
毒眸:对观众来说也是很重要、很难忘的体验,特别是对于女性观众。
姚晨:《青云》的整个制作过程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创作是一个整体完成作品的过程,这个整体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作”的部分,从前期的决策、编剧工作,到后期的剪辑、调色、特效,再到宣传和发行,它都应该是一个整体。
甚至我觉得电影还有一块留白,是留给观众的。当它在电影院放映后,观众的反应是电影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个时候一部电影才真正完成了,这是《青云》这部作品带给我特别神奇的感受。
我以前也会说“一个作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直到《青云》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集体”是多么大。
毒眸:所以生完二胎的生命体验,和第一次做母亲相比有很大不同吗?
姚晨:我有时候不是很愿意把小孩跟我的职业完全挂钩,如果我的职业开始遇到一些瓶颈,我就认为是生孩子的原因,那对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新的生命体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但生育对女性的生理造成的“破坏”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生一胎的时候其实倒还好,那时候精力体力各方面还能顾得过来。但当我很快地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都变大了。
我记得我生完二胎以后,我工作室的员工,除了我的经纪人都走了。当然我们到现在还会在朋友圈互动,偶尔见到我还是觉得很亲切。我是完全理解他们的,他们都是年轻人,也需要成长,发展自己的事业,需要去体验职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但是可能在一个“老在生小孩的女艺人”这里,就算再有感情,也难免产生摇摆。
后来我们就租了一个两层的小楼,决定大干一场。那天我印象很深刻,阳光灿烂的,外面还有绿植,阳光透过绿植照进那间小屋子,我们几个站在空荡荡的小楼里——万事俱备,只欠人工。
毒眸:一定是为了让你有新的体验,所以才要改变眼下舒适的环境。
姚晨:现在我很怕有人问,这个剧本里的这个人物怎么没有成长?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讲,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的。人物是需要变化的,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非要成长。成长就意味着某一种强制性的、所谓的变好,到底什么是好呢?到底谁来定义?
现在我在艺术创作上会更加诚实,更体恤我自己。所以以前的那一套动不动就要人物成长的标准,也都被我摒弃了。
表演艺术的信徒
毒眸:你好像很善于用某一天的环境、天气和场景,去标记一个重要的事件。当时在《十三邀》上,你也是这么跟许知远描述你去难民营的经历的,这好像是你标记事件的一个方式。
姚晨:可能也跟我从事这个职业有关系,脑子里会记录这些画面。我这两年在想,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活着的意义就是感知啊,感知这一切,好的不好的,痛苦的欢乐的,悲伤的困惑的,都需要去感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脑子里闪过的只会是一些生命中的画面,其实什么都带不走了。所以这些画面都像电影画面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
毒眸:刚才在女性论坛上你有提到,很多男人其实不关心女人的精神世界,只是关心她肉体上的变化。
姚晨:我没有性别歧视的意思,也很尊重非常优秀的男性。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单就我身处的这个行业来讲,确实有很多男女影视从业者不够平等的情况出现。这种不够平等,就是会时常让你的心理上有失衡的时刻。
女性论坛现场
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我们所有的表达,都是为了在我们后面的人,不用再去经历这一切,她们可以去解决新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只是垫上一块砖,每个人都垫上一块,这条路就可以一直往前铺下去。
毒眸:你在当下这个节点,找到的“垫那块砖”的方式是什么?
姚晨: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在想的,每次我都会回到我自己内心的那个原点。这也是我跟许知远聊到过的,我在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天,到了宿舍之后,同学们都在说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很轻声地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我记得我当时说这个的时候也遭到了许知远的嘲笑,他发出很轻蔑的笑容。后来他解释了他的原因,我也理解了,我就在这儿解释我的原因。
其实在演员这个职业领域,我无数次想过要放弃。一开始考进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是喜欢这个职业,而且我发现那个时候很容易把热爱两个字挂在嘴边,“我热爱我的职业,我热爱表演。”
《武林外传》
但你发现那个时候其实根本不会热爱,因为你很容易就想放弃。做演员确实会遭受到很多很孤独、很痛苦的时刻,那种痛苦是别人看不到的,那些时刻会逼着你自我怀疑。
我怀疑过自己可能没有天分,可能又选错行了……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不断地自我怀疑和挣扎。但是又会有一些小的肯定出现,支持我再往前走一段,就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走了二十多年。
我今年43岁。当我发现我已经用了二十多年去研究表演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有资格说一句,我是真的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花几十年的时间。
我也依然会有很多脆弱和恐惧的时刻,但我还是想在这条路上往前走。我甚至到现在还会跟我身边的朋友去争执,说“表演是一门艺术,表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因为表演这个职业是最容易被讨论的,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它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表演是一门艺术,表演的门槛远远比你们想象的要高,不是一个大家以为的会哭一哭,会笑一笑,长得漂亮一点,会把词说清楚,就叫表演了。”——我现在还会这样去跟人据理力争,就像一个表演艺术的信徒一样,还是对表演很虔诚。
毒眸:在反复陷入自我怀疑的过程中,是怎样重新建立对表演的信念感的?
姚晨:我拍戏其实不多。从业20年,主演的电视剧只有8部,电影也不多,可能对很多人来说8年20部才是正常的。我可以给你们数,《武林外传》《潜伏》《都挺好》《摇滚狂花》,就这些。
毒眸:总觉得你拍了很多。
姚晨:因为这些戏你都知道。也有人说觉得我很会选戏,其实就是因为我拍得少,我都是根据自己这段时间的变化,去选择我的下一个角色。
自我怀疑的时刻就会在我等待和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你拍了一部戏,成功了,所有人都会希望你赶紧接下一部,你应该赶紧开始,不要老等着。我到现在还是会听到这样的话。即便你的这一部戏已经让别人看到了你的另一种可能性,但大家还是会希望你不要等待,不能闲着啊。
但是现在这种声音已经不太能影响到我了。现在更多的质疑是,我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还会变化吗?未知常常是让人兴奋的,至少让我兴奋,但我也还是会有恐惧。这种状态一直矛盾地存在在我的生命中。
我也知道要不停地创作,但是又觉得适合的角色好像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够出现在我身边的,我至今都没有办法一部接一部、一部接一部地去拍戏。
毒眸:一部戏成功之后,很多人都会催着你迅速进入到下一部。好像如果没有很快的话,就是一种躺平的状态。在面对周遭的这些声音的时候,怎么才能保持内心的稳定呢?
《摇滚狂花》
姚晨:我觉得就是听从自己内心,这个话很俗气,但确实是这样,你要听到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那个很重要。所有违背直觉而做的事情,最终都会让自己后悔。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做诚实的小孩儿,当我做演员以后,我发现诚实真的是无比重要的,甚至是最关键的。因为人是动物界里最善于自欺的一种动物,为什么有人要去看心理医生?人老觉得肩膀疼,颈椎疼,有时候可能是情绪出问题了。
现代人的最经常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度用脑,却不用心。聪明人真的满地都是,但其实谁比谁更聪明呢?无非就是谁反应快一点,谁慢一点而已。但是用心做事的人却很少,大家已经不习惯用心了。
戛纳的雨声
毒眸:从产业媒体的角度来看,吴天明基金会这次做的中国青年影人推广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从你的角度来说,在青年影人走向国际的过程中,你希望自己做什么?
姚晨:我觉得基金会做的这件事情确实是对电影的一个善举。因为疫情这三年,大家都太久没有走出来了,虽然我们还是能通过互联网去了解世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地坐下来,和其他国家的电影从业者一起,面对面地交流。这种交流是很珍贵的,因为它有情感的流动,也有情绪上的碰撞。
这次带着几部不同风格的电影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能让大家更了解中国的青年影人。因为不了解的时候,大家一定会互相猜想,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变化,在往前走。这是一个能够加深彼此了解的过程,有了解才会有理解。
毒眸:《脐带》在戛纳展映,也收获了不错的反馈。这次来到戛纳的感受如何?
姚晨:其实我们最早决定拍摄《脐带》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疫情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后来疫情把我们分隔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很多让人看不到未来的变化。当时其实很恐惧,也很迷茫,甚至中间也有过放弃这个项目的打算,不知道做这个有什么意义。
再后来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周遭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那个时候突然意识到,这部电影有拍摄的价值,或许它能够抚慰更多心灵,所以我们就还是继续推动这个项目。
拍摄的时候,我们站在大草原上,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那里的月亮,那里的湖水……大自然给了我们力量。当时我们几乎是要什么天气有什么天气,如有神助。我们没有一个特效镜头,全是真实拍摄的场面,这些力量又会反过来让我意识到生命的渺小。
后来我们也看到很多观众看过电影的反馈,很质朴。在电影院大哭一场,但出来之后心里是温暖的,很治愈,也释放了压抑许久的情绪;同样,我们也在用创作来抵御现实的一些不可抗力,我们也想让我们的心不要被痛苦和麻木毁掉,不要就此沉沦下去。
这些东西都涵盖在《脐带》这部电影里。这次来到戛纳的很多影片也是这样,都承载着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在这几年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想象,所以我们必须得走出来,到这个电影的圣地上来,跟这些能够同频的人交流。
《脐带》
毒眸:如果很久之后再回忆,这次的戛纳之旅给你留下的一个场景会是什么?
姚晨:我第一天到了之后,昏睡了七个小时,醒来是这里的凌晨两点多,其他人都还在睡,我一个人醒了。我坐在我们租的小公寓的沙发上,我们住的是阁楼,屋顶是斜角的,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上,打在窗户上。
我很久没有听过这么绵密的雨声了,觉得好美妙啊。那一刻我希望他们都不要醒来,就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这一刻吧。那种幸福感太值得珍藏了,因为我很久没有体验到这么安宁的时刻了。小时候福建经常会有这么绵延的雨,不停地打在窗户上,在北方很难会听得到那种雨声。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刻很像我们走进电影院。当你走进一个你喜欢的梦境里的那一刻,你是有安全感的,那个感受很私密,是任何人都无法共享的。